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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叙伦的民主立场、民生意识与党派合作理念

发布时间:2019-08-23  来源:民进中央参政党理论研究会2018年课题招标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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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文字学研究领域,还是在中国现代教育发展史上,抑或是在20世纪40年代民主救国浪潮中,马叙伦(1885-1970)都是非常活跃的一个人物,尤其是他所推动的民主救国运动,加快了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垮台和新中国的创建,为此习仲勋高度评价他说:“马叙伦先生是著名的教育家、坚强的民主战士、?#39029;?#30340;爱国主义者。他坚持真理,思想进步。在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时期里,他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26102;?#20027;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为新中国的创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中国人民无限?#39029;?#30340;公仆,是同中国共产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知心朋友。”可?#36816;擔?#39532;叙伦为中国民主事业留下了一个个光辉的印记。1899年,他进入杭州养正书塾就读,受历史学?#39029;陆?#30707;影响产生民主思想,立志推翻封建专?#20166;持?#24314;立民国。抗战胜利后,他积极关注社会民生,大力推行民主救国运动,热心倡导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强烈反对蒋介石的卖国、独裁和内战政策,力?#32426;?#21160;中国成为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国家。马叙伦的民主思想是一份非常丰厚的文化遗产,它体现为一种积极的持久的广泛的民主?#23548;?#27963;动,也体现为一种影响深远的顺应时代潮流的多元民主理论,还体现为一?#27835;?#26469;民主文明建设的精神资源。与此同时,马叙伦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重要创始人,他的人民民主思想在?#25345;?#31243;度上代表了民进?#38750;?#27665;主政治、民主救国、民主建国和人民民主得以实现的初心。那么,马叙伦的人民民主思想到底如何?下面我们就来梳理和解析一下。

一、民主立场与民?#25937;?#21521;

晚清时期,随着世界范围内民主化浪潮的涌动,中国也出现了民主思想的萌芽,并有了关于民主和民主制的概念阐析。民主并不简单地等于“大家说了算”。帕克认为:“民主制就是直接由全体人治理、全体人民拥?#23567;?#20840;体人民享受的自治政体。”清代何启接受了这种学说并解析道:“民主制就是直接由全体人治理、全体人民拥?#23567;?#20840;体人民享受的自治天下之权,惟民主是主。”梁启超也说:“民主制度,天下之公理。”从时间维度上来看,马叙伦尽管接受民主思想较早,但真正参加中国民主运动的?#23548;?#27963;动是比较迟的。受吴稚晖、章太炎等晚清激进思想家和反清活动家的影响,他更属意于中国的现代革命思想或革命运动,?#28909;?#20182;曾描述自己所见吴稚晖、章太炎激情演讲时既震撼又略显滑稽的场面:“稚晖演说,辄如演剧者东奔西走,为诸异状。而太?#33258;?#30331;台不自后循?#36164;?#32423;而上,辄欲由前攀援而升,及演说?#36824;?#25968;语,即曰:‘必须革命,不可不革命,不可不革命。’言毕而下?#21360;?#22826;炎时已断发,而?#36291;?#35013;。夏季,裸上体而御?#38472;?#32433;半接衫,其裤带乃以两根缚腿带接而为之,?#30475;?#19981;得紧,乃时时以手提其裤,若恐堕然。”历经各种革命运动,尤其是在抗战胜利之后,钟爱学术研究的马叙伦“本想时世太平,?#23567;?#34917;读十年书’的福气,再得成就多些?#20445;弧?#19981;想胜利到来?#20445;?#20559;?#30452;弧?#39537;上民主运动的队伍里”。相比于梁启超等先贤之于民主的理论化阐述和引介,马叙伦对民主的理解要更为具体和真切一些,他认为民主就是“人民作主体”的意思,反过来说就是:“政府官吏是为人服务的机关,官吏是人民的公仆。?#37096;梢运擔?#19968;国的政治是要依人民的主张来办的。?#37096;梢运擔?#20154;民有权作主要怎么办。”显然,这种认识对于其民主立场的确立和民主?#23548;?#27963;动的展开有着直接影响。

马叙伦所推行的民主运动其实是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这体现了他基于问题意识和强烈使命感力图去发现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与行为特点。在?#25345;?#23618;面上,他的相关理论思考和民主?#23548;?#37117;是围绕着“当时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是?#35009;矗?#22914;何去解决这些问题?”而展开的。那么,马叙伦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所面对的“中国问题”是?#35009;?#21602;?那就是如何利用蓬勃的民气和民主运动来遏制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势力,进而实现国家的?#25512;健?#27665;主和自力更生。他认为要强国,必须强组织,要强组织必须强民,要强民就必须强教育,要强教育就必须解放思想,为此他在《思想解放》一文中强调说:“苟社会有组织,则国家自健全,而政治运行于轨道之上,随时代而进步。虽欲不强,不可得?#21360;?#25925;吾人瞻望前途,既不胜其懔惧;遂切盼国?#25233;?#33021;自力更生。治本之道,自惟教育;而莫要于解放思想。桎梏思想之教育,是谓奴化教育。”而对于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要解放思想就要推行教育现代化,更要推行民主政治。马叙伦的观点是有的放矢的,他将当时中国问题的症结指向了国民党的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正是后者的法西斯?#25345;问?#24471;国民的思想自由被桎梏了,使得当时民众高歌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法律?#24066;?#30340;自由都被桎梏了。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其实是一种封建专制思想和皇权文化的“蛮性遗留?#20445;?#30001;于不愿放弃由专制制度带来的至高权力,当然也就不愿倡行思想解放和民主政治。

国民党不愿意实行民主政治的结果是,民国不但无法走向现代化和实现国家富强,反而要走向分裂和内战。对于分裂和内战,国民党并不害怕,他们根本不去关注?#20064;?#22995;的?#25512;?#35785;求。对于?#20064;?#22995;来说,他们最清楚国家分裂和国共内战之于他们的伤害和痛苦,所以他们和有识之士一起,坚决反对内战。在?#20064;?#22995;看来,国家并不是国民党的私有财产,?#28909;?#22269;民党口口声声说代表了?#20064;?#22995;的利益,那么就应该听从?#20064;?#22995;的意见和建议来选择、决定国家的主义与施政方针政策。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现代化强国——美国的民主制表明,民主政治是历史法则和社会进化的原理所决定的:“法西斯主义必定会被民主主义打倒的,不但是事实这样了,还是他们自身?#35328;?#32946;了必被打倒的因素。”马叙伦进而认为,站在中华民国国民的立场上,无论是?#20064;?#22995;,还是政界、商界、军界或思想文?#25112;紓?#37117;应承认国共两党有着对等地位,至于谁能够代表全体民众的利益,?#20064;?#22995;自有判断。关于如何解决“国?#21442;?#39064;?#20445;?#39532;叙伦认为很简单,?#28909;?#22269;共两党都建立在自己的主义之上,那?#27492;?#30340;主义是为?#20064;?#22995;谋求利益的,谁没有忘记?#20064;?#22995;,谁服从了?#20064;?#22995;的意?#31119;习?#22995;就会愿意拥护和承认该党的执政地位;或者?#32433;?#25226;国共双方的主义和政纲政策拿来?#33804;?#20307;民众总表决,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决定国家的前途和国共自身的性质——革命党变成执政?#22330;?#22312;这里,马叙伦传递了?#20064;?#22995;害怕两党私斗牺牲百姓利益的诉求,而他的观点是一种传统民本思想与现代人本主义、人民主体思想相结合的思想结晶,他既吸纳了传统民本主义思想的精髓,也引进了西方人本主义、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的精华,其言行无疑是有利于夯实现代民主中国基石的。

问题在于,民国时期的民主之路极为艰难,马叙伦很快就体会到了“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困?#22330;?945年11月25日晚,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云南省立英专四所大学在西南联大新校舍举行了一场反对内战的时事晚会,参加晚会的学生据说有六千余人,有钱端升、伍启元、?#30740;?#36890;、潘大逵四位教授相继演说,但昆明军政当?#24544;?#35851;破坏,在教授们演说时,先是断电,随即墙外枪声大作、?#25317;?#22312;空中飞啸。晚会结束,昆明各校以当?#25351;?#28041;自由为理由举行罢?#20301;?#21160;,结果游行演讲的师生遭到宪警镇压、殴打和拘捕,12月1日上午,军官总队学员往西南联大师范学院质询罢课事宜,发生冲突之后,?#23588;?#26377;军官向师生队伍中扔了两?#25856;至?#24377;,以致炸?#28010;?#20154;、炸伤九人,史称“一二一惨案”。对于这一惨?#31119;?#39532;叙伦既痛?#25376;忠?#24120;愤怒,他认为谈谈民主和反对内战就得被拘捕或杀伤,这凸显了云南党政军当局近于背叛国家的行为:“因为禁止中华民国的国民谈民主,是不是有意图变更国体的嫌疑?”接着,他讥嘲了国民党当局混乱的思维逻辑,他们以为民主和建立联合政府是共产党的主张,所以?#20064;?#22995;就不能谈民主和建立联合政府。他希望国民党当局能够听听?#20064;?#22995;反对内战的心声,并明确提出要求:“由国民党向全国宣布撤销党治,实行民主,除政府机构暂不变更外,所有党在政治上之各种权力即行停止使用,召集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进行民主政体之临时机构,交卸其责任。”因为只有实现民主,才能?#21442;?#40644;花岗烈士、“三一八”烈士和“一二一”烈士的幽灵,才是国民?#22330;?#37325;得人心的机会和必要条件”。同时,他还警告国民党说:国民政府不是国民党私有的政府,国民党的政权是民众给的,民众是可以收回的;国民党的兵力本来是民众自卫的工具,只是委托做公仆的国民党代管代办,如果国民党专权用兵镇压民众就等于“奴叛主?#20445;?#26159;会被民众抛弃、制裁乃至消灭的,这样的例子历史上太多了。显然,这些主张不但体现了马叙伦的民主立场和民?#25937;?#21521;,还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良知和?#20081;?#21697;格。

应该说,马叙伦的民主政治主张,已经成为今人的一种常识或曰思维定势,但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其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没有简单迷恋和照搬西方的民主政体,而是希望借用中国“民为邦本”的儒家思想资源,再糅合西方现代民主政治思想,来推动当时中国各方政治势力采用政治协商的方式来实?#20013;?#21830;民主,从而以最小的代价来实现中国的民主政治,?#32654;习儺展?#19978;?#25512;?#31283;定的生活。以是观之,马叙伦奉行的其实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主张和精神理路,这种理路在当时是颇具前卫性和前瞻性的。也是在他的人民民主思想引领下,中国民主促进会成为当时民主革命运动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民生意识与反内战独裁

1945年8月10日,马叙伦在得知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之后,曾经激动地吟出如下诗句:“御侮金言?#24191;?#22681;,解兵坐论敞明堂。且从人与微天与,据土分民枉并伤。”这里,他借用《诗经·小雅·常棣》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侮)”的典故,告诫国民党要“顺应天理人道,通过?#27010;校?#21270;干戈为玉帛,避免重演割据混战的悲剧?#20445;?#19981;要?#32654;习?#22995;再受战争之苦了。显然,这既体现了他洞烛先机的政治斗争敏?#34892;裕?#20063;体现了他关心百姓?#37096;?#30340;民生意识和坚决反内战、反独裁的斗争精神。

在马叙伦看来,短暂的抗战胜利喜悦过去之后,?#20064;?#22995;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生活太过困苦的生存问题,可是国民党政府官员不但?#36824;?#24515;?#20064;?#22995;的死活,还极尽贪污腐化之能事。为此,1945年10月他在《民主》杂志上发表了?#31471;?#28165;贪冒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前奏》一文,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国民党官员以权谋?#20581;?#36138;得无厌的硕鼠嘴?#24120;?#20182;讥嘲这些官员们如风一样无孔不入,他们的?#26696;?#34892;径罄竹难书,惹得天怒人怨、人神共愤,不但使得?#20064;?#22995;在饥饿的死亡线上苦苦挣扎,更使得民主政治无法实行,所以他主张继惩办?#26477;?#30340;工作之后“第一是肃清贪冒?#20445;?#22240;为“惩办?#26477;?#26159;加强了国民的国家观念,肃清贪冒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前奏?#20445;?#32780;民主政治的推行和实现是保障民生的根本路径。

当然,要想真正保障民生和实现民主政治,必须解决两大难题:第一,阻止美帝国主义代替日本来控制和奴役中国?#22351;?#20108;,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25345;危?#28040;除国共内战的危险,实现真正的?#25512;健?#27665;主和团结。为了解决这两个难题,马叙伦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案。1945年12月,马叙伦与其他民主人士一起签名发表了《给美国人民的公开信》,并全力推进在重庆召开以国民党人为主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在这篇“公开信”中,马叙伦等人真挚地告诉美国人民,中国人民最痛恨内战,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内战的灾害从来没有脱离过中国人民,尤其是国民革命后的十年剿共战争损失的国力民力简直无法估计,“由于长期的惨痛经验,我们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对于今天的内战是再也不能容忍的?#20445;?#20026;此他们坚决要求美国驻华军队限期内完成其唯一任务——“解决投?#31561;站?#24182;“立即撤出中国”。在谈及为?#35009;?#35201;促成政治协商会议时,他表示这并非“好为高论?#20445;?#20063;不是要与国民党过不去,而是从?#20064;?#22995;立场来看必须尽快解决国共内战的隐患,他还沉痛地表示:“我们?#20064;?#22995;受了三十四年不民主的苦头,给他们寡头政治家、独裁政治家、军阀、买办官僚?#26102;?#20027;义、一切封建余孽,做了三十四年的猫?#25243;Α?#36825;次不翻身,就得大流血,所以我们必须誓在这次政治协商会议里争取民主。”这说的是大实话,?#20064;?#22995;如果不是被逼得万不得已,是不会去革命的,是不会随便拿起罢课、罢?#23567;展ぁ?#32610;税等武器的,他们?#36824;?#26159;希望国家?#25512;?#32479;一有?#33804;?#23376;过而已。

问题在于,国民党并不愿意实行民主政治。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严厉镇压民主运动的情况下,上海的爱国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群众充分意识到只有联合起来开展斗争才能更?#34892;?#22320;推进中国民主进程。为了高效组织好民主?#23548;?#27963;动和政治斗争,社会各界必须成立强有力的组织和政党,然后才会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在这种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成立,明确提出以“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为该政治组织的宗旨。作为第一届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马叙伦认识到,当时的民众所争取到的?#36824;?#26159;“纸片上的民主”和“口头上的自由?#20445;?#36824;没有争取到“?#23548;?#30340;政治和经济的民主?#20445;?#32780;要争取到真正的民主,民众只能靠自己,因为满嘴谎话的重庆国民政府已经完全靠不住了:在“一二一惨案”等一系列反民主的独裁行为被民众所知之后,在全国争取民主的声浪如山崩地塌时,重庆已经没?#23567;?#25105;们的中央政府?#20445;?#37325;庆国民政府的信用和名誉已经?#28010;?#23427;已经沦为一个违背时代潮流、民众意识和民主浪潮的专制政府。他给国民党的改造意见是:须重新取得立场;须打破党的?#36816;?#35266;念;党须先民主化;须与官僚绝缘;须先统一内部;须严格整顿党风;须重立信用以取民心;须从政治上争取民众;须着意到直接生产的民众;党员须充分了解主义;须打破保守性鼓励渐进;须勉励政治道德勿再仇视异?#22330;?#39532;叙伦的这些意见可谓一针见血、刀?#37117;?#32905;,确实击中了国民党的要害。?#19978;?#30340;是,国民党官员不可能听取这些诤言,只会把这些诤言视为一个异己分子对他们的攻击和否定。

当马叙伦认定国民党是在“开倒车”时,他意识到这个曾经的革命领导者已经丧失了继续革命的动力。糟糕的是,由于自身的腐败,国民党已经走上了“被革命的路?#20445;?#22269;民党不仅辜负了?#20064;?#22995;的信任,让他们“依然没?#26757;?#21507;?#20445;?#36824;辜负了“三一八”惨案中刘和珍等烈士的牺牲,没有尽到其之于国家和民族的义务。更可悲的是,国民党为了维护自己的专?#20166;持危?#36830;国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遮羞布都不要了,其不但要赤裸裸地发动内战,更要忘恩负义地消灭共产?#22330;?0世纪20年代,国民党曾因容共得到发展,并获得了政权和?#25345;?#26435;,享受了二十年荣华?#36824;螅?#20294;在其发展过程中,觉得有异?#31456;?#23447;的可能性,觉得苏联顾?#26102;?#32599;廷如太上?#25342;?#21387;住了国民党,所以闹分家——清党,以后便成了仇?#26657;?#22269;民党毫不念旧情地厉行剿共,用长围绝盐的方法驱?#20154;?#20204;逃亡万里绕到了西北。共产党死命挣扎,在西北得以壮大,在西?#36130;?#20351;国民党领袖蒋介石抗战,在?#29486;?#26085;寇之后,国民党更加视共产党为死对头,不惜违逆人民的心愿挑起新的内战。马叙伦认为这是不应该的,作为一个执政党,国民党应该坚持各政党平等的原则,不要再因为党争而发动内战,但国民党?#36291;?#20026;正?#24120;?#20165;从专政立场来看问题,强调“党高于一?#23567;薄?#20826;国一体?#20445;?#36827;而把共产党视为必须予以?#25345;?#30340;“逆?#22330;薄胺说场薄?#22904;?#22330;保?#36825;其中根本就没有?#35009;?#24179;等意识。他还坚持认为共产党是不可能用武力消灭的,因为人民对共产党已经有了充分认识,青年和文化趋向于共产党,而国民党只想用武力来解决共产?#22330;?#38738;年和文化人。马叙伦对国民党独裁?#25345;?#21450;其强权政治的观察与判断,使得他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后者在?#36291;?#22367;墓:因为“在进化中的人类,终究不是用黑暗势力压得住他们?#36291;?#30340;争取自由的心?#20445;?#22240;为“民主是现在世界最澎湃的潮流?#20445;?#22269;民党想消灭民主?#36824;?#26159;“螳臂挡车?#20445;追研?#24605;、自寻死路;因为国民党不但不把民权交还给人民,还?#29420;?#20154;民、不听“忠告?#20445;?#20196;民主人士仇?#21360;?#30460;望着他们“恶能满贯,自召灭亡?#20445;?#22240;为在饥民遍地、人民厌战情绪高涨到了极点的情况下,国民党的政治腐败也使得人民的不信任感达到了极点,加之经?#26757;?#38145;、难觅出路,所以社会的总崩溃?#36824;?#26159;时间问题,那?#27492;?#20043;而来的必然是国民党的总崩溃。

国民党的独裁?#25345;?#21644;发起内战不仅是在逆潮流而动,?#21442;?#32972;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初心。马叙伦认为:三民主义的出发点是民族主义,归宿是民生主义;民族主义的目的是要得到人类地位的平等;民生主义的目的是要得到生活享受的平等;民生主义的目的是要得到一切权利的平等,所以要实现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须先达成民权主义的目的,是故民权主义是“政治的真理?#20445;?#32780;民主政治是“民权主义的具体表现”。在孙中山这里,民权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因此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初心本是一致的,但蒋介石及其主?#29992;?#22269;?#27492;?#27966;要消灭中国共产党,苏联希望中共?#25345;?#30340;东北做他的屏?#24076;?#36825;就使得国共内战?#36127;?#25104;了?#28010;?#20004;大帝国势力的代理人战争,虽然?#20064;?#22995;希望国共内战决不要扩大和延长了,但这不是以?#20064;?#22995;意志为转移的。尽管国共内战一触即发,马叙伦依然希望可以由人民来解决“内战?#20445;?#24076;望解放区和东北问题、土地问题、军队问题都可以由人民总投票来解决,他觉得按人民的自由意志来投?#20445;?#24182;不见得共产党一定胜利,也不见得国民党一定失败。但国民党就是不这么做,并无所不用其极地“玩手段?#20445;?#24819;借助舆论把共产党逼上绝路,进行并扩大内战。对于李公?#21360;?#38395;一多这样的民主斗士,国民党只想利用暗杀来达成其政治斗争和控制舆情的目的。但人民有自己的判断,不肯盲目作内战的牺牲品,于是反战的情绪越来越高?#28023;?#21453;战运动的火焰越烧越高。为此,马叙伦告诉国民党:“我们的主张停止战争,不是为了‘袒护’哪一方面,只是因为国家是我们全国?#20064;?#22995;的,?#20064;?#22995;受不了再?#24515;?#25112;的苦痛和牺牲。”但国民党?#36824;芾习?#22995;的诉求,还“拿国家来‘赌气’?#20445;?#19981;但把中国看成他的党产,还把政府看成其“万世帝王之业?#20445;?#19968;切由此作为出发点,其态度和“最大的表现?#26412;?#26159;根本“不把人民放在眼角儿上”。这正是当时时局的症结所在,而上述精准分析无疑有利于民众祛除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污蔑、歪曲和遮?#21361;?#23545;于依然信奉三民主义的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作出?#26082;放?#26029;具有很大的帮助。

随着国共内战的爆发和反内战民主运动的失败,马叙伦已经完全认清了国民党奉行独裁政治的本质,“独裁政治是上下?#36824;?#30340;,所?#28304;?#26368;高的独裁者以下,?#37117;?#29420;裁下来,因此人民永远在他们脚下”。此后,他开始抛开?#25512;?#32479;一国家的幻象,转而直言批判和揭露国民党及其美国主子的阴谋,并预言国民党必将失败。他认为当时的中国正在渐渐成为美国的一个庞大的次殖民地或曰?#25509;?#22269;,美国把中国当成它将来攻打苏联的“跳板?#20445;?#24182;视共产党为绊脚石,所以美国支援国民党与共产党打内战,待完全控制中国之后,以备在未来的世界大战中把中国当作“惨烈的决斗场?#22868;?#20854;“全盘战略的一部分”。他希望民众能认清美国援华背后的可怕阴谋,号召民众憎恨美国和抵制美国货。同时,他希望民众明白:“这个国家是我们人民的国家。人民的国家,是主权在人民的。我们不行使我们的主权,反被做人民公仆的盗用了,才把个国家弄得这样地糟。”这就等于是在明示民众要推翻美国的傀儡——国民党政权,而国民党垮台了,国共内战自然就停息了,他认为这一现实很快就会到来,还预言国民党作为独裁者的毒刺已经快放尽了,并意味深长地提醒知识分?#21360;?#20063;到了该觉悟的时候了”。

至此,我?#24378;?#20197;清晰地看到,马叙伦在1945至1948这短短的三年内,就经历了一系列思想嬗变,从原来对国民党抱有幻想,希望能够通过民主运动促使国民党关注民生、还政于民、停止内战、建立联合政府,到最后主张彻底推翻国民党的独裁?#25345;危?#20182;经历了一?#25105;?#24120;复杂的心路历程,而这一历程非常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它也是当时广大民主人士最普遍和最常见的心路历程。在?#25345;?#24847;义上,我们完全可?#36816;擔?#39532;叙伦的观点代表了当时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意见和建议,也反映了当时广大民主人士的心声。

三、政治协商与党派合作理念

作为一名民主知识分子和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领导者,“政治协商和党派合作”是马叙伦民主建设思想理念与?#23548;?#30340;一个重要方面。马叙伦一再强调,1945年底时,政治协商会议已为全国所渴望,其实这也正是他极其渴望的。他认为,“只要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适合全国民众的要求,就可?#28304;?#20182;产生一个接受政权的机关?#20445;?#23601;可以组建联合政府,“一个由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而负社会声望的确为社会所信服的人们所组织的国民政府,接受国民党交还的政权”。对于政治协商后组建联合政府的民主政治愿景的渴望,使得他天真地以为国民党真的会向人民交还政权。所以他在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开幕时充满喜悦地写道:“新年应带有新的气象,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或者就是这样的象征?#20445;弧?#25919;治协商会议是举国所期望着由他而结束三十四年间不民主的中华民国,更由他而产生三十五以后真民主的中华民国”。今天看来,这?#36824;?#26159;一个?#21361;?#20294;也恰恰是因为有梦?#25856;?#24471;马叙伦沿着民主救国之路一直走了下去。

之所以对政治协商会议充满期待,这是因为马叙伦在抗战胜利后很快就生出一个新的“大?#24535;濉保?#21363;害怕国共两党发生内战,导致中国重?#36214;?#20837;战争泥潭的覆辙。事实上,当时多数民主人士已经意识到内战爆发的可能性,根据他们当时对国内外?#38382;?#30340;判断,他们的立场和观点是:战争有可能死灰复燃;人民已经认识了自己的需要;自由自主的人民才能创造自由自主的国家;任何国家请勿助长中国内战;非先实行民主决无从实现统一;内战的因素须用?#25512;?#26041;法来消灭;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是实行民主的起码条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集中力量争取民主。相比于民主人士的深刻认识,?#20064;?#22995;则把问题想得比较简单,他们觉得国家统一并非难事,只要国共一齐放下枪杆子国家就统一了,他?#24378;?#26395;真民主与“真正民主政治的实现?#20445;?#20294;他们怎么会理解蒋介石所要的不是统一而是一统的独裁心理与专制意识呢?不要说?#20064;?#22995;不理解,就是马叙伦当时?#35009;?#26377;看透国民党一心独裁的法西斯心理,因此他对蒋介石及重庆国民政府仍抱有不切?#23548;?#30340;幻想,他希望国民党能够真的如三民主义所提倡的那样,实行民主政治和政治协商制度。但当他发现国民党卖国求荣、贪污腐败、假民主真独裁、假?#25512;?#30495;内战的真面目之后,尤其是在昆明惨案的刺激下,他终于意识到,“在一党专政和一人独裁的政治底下要求民主,本是与虎谋皮,不付代价不行的”。这种清醒意识源自他三十五年来的革命经验: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北方军阀,靠“情?#23567;薄?#21696;求”和口诛?#21490;?#26159;打不倒他们的,要靠实实在在的“力量”才能打垮和消灭他们,所以要想获得民主必须依靠民众集体的斗争力量。通过由国民党主导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的顺利召开和闭幕,他认为通过政治协商和党派合作完全可以做成一些事,因此他鼓励民众道:“我们自己也应更觉悟到我们力量的雄伟,我们要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使民主一步一步的实现。我们还得培植增加我们的力量,彻底消灭反民主的残余,使反民主意识永远断绝在每个人的心里。”

1946年1月,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针对一些人对政治协商会议权力过大、协商无法解决国事等舆论观点,马叙伦强调:必须把政治协商会议的地位变客人做主人,将其性?#26102;?#20316;最高权力行使机构,这是很?#36924;?#30340;要求,因为国际社会“促使而且?#30772;取?#20013;国必须成为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同时,?#36924;?#30340;民族生存问题也使得中国“不许再停留于假民主的状态?#20445;?#21487;国民党高唱“还政于民?#20445;?#32780;?#23548;?#22312;留难着?#20445;?#35828;是只能还政于国民大会,不能还政于各党各派的党派会议或其联合政府,但政治协商并非完全是各党各派的会议;他希望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就能够?#39029;觥八?#25919;”的鲜明旗帜并立即组织全民政府,商讨建国方案等问题。?#19978;?#30340;是,政治协商会议并没有产生那么大的作用,?#28909;?#22269;家不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私有的,却被你争我夺,?#20064;?#22995;一直反对内战,只须两方同时放下武器,来听?#20064;?#22995;的,事情顺理成章地就好办了,但国共双方就是不能协商?#25512;?#24314;国。这时,马叙伦对于协商解决内战依然充满希望,但也有很多无奈。及至政治协商会议开完,取得了一些成果,尽管与民主人士的期待还相距甚远,但马叙伦觉得毕竟取得了一些成果,他希望各阶层尤其是民主知识分子能够联合起来,组织成立更坚强的争取民主的阵营,并真正?#23588;?#22269;群众里选出代表去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和国民代表大会。他还希望政协不要忘记自己为民主而奋斗的任务,不要看轻自己的地位,“政协是?#25512;?#38761;命的工具?#20445;?#19988;全体代表应该有这个明确和深切的认识。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马叙伦提倡政治协商和党派合作的目的是要建立能够推行民主政治的政治协商制度。新中国成立以后,政治协商制度真正建立起来了,马叙伦提出的倡议、主张和代表遴选标准等建议都得到了采纳,以是观之,其政治协商和党派合作思想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和?#23548;市?#35201;的。

问题仍在于,马叙伦的政治协商和党派合作思想在当时固然精辟,但在国民党这里?#36824;?#26159;“耳?#33489;紜保?#22312;识破了国民党的骗术后,马叙伦愤怒地表示:“国民党好好的一个三民主义——救国主义,已经被独裁者用做骗人民的?#29486;櫻?#22269;民党失了这个信用,就失了人民的拥护,再被独裁者一而再再而三地?#35009;礎?#36824;政于民’、?#35009;礎南?#35834;言’、?#35009;礎?#23653;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都成了不兑现的废?#20445;?#37027;么,也都是骗人民的?#29486;印!?#20182;甚至把蒋介石比作和王莽、曹丕、朱温一样的叛逆者,只?#36824;?#33931;介石是中华民国的叛逆者和国贼,他制造了其集团私有的“国民代表大会?#20445;?#21046;造了他钦定的“宪法?#20445;?#20182;还学王莽做皇帝叫其奴才来“劝进”他去当总?#22330;?#23545;于这些滑稽剧,马叙伦充满了不屑和讥嘲,他相信,当人民不愿再受骗和受苦时,当人民发现国民党独裁者不配做人民公仆时,国民党的独裁政权“?#28814;?#21521;崩溃路上”。马叙伦还发现,国民党的自趋崩溃,使得人民对其情感上的维?#24403;淶梅?#24120;微弱,一部分百姓对国民党的痛恨甚至超过了对清朝?#25345;?#32773;痛恨的程度,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国民党不为国家前途着想,?#23588;?#25226;美国军队请来助其打内战,并在美军保护下垂死挣扎着打击民主的力量;同时,在人民到了将死的边缘时依然征兵征粮来打内战,加之广借外债,出卖国家主权,弄垮民族工?#30340;?#33267;整个社会经济,所以人民自然会抛弃他。为了民主建国,更是为了民主救国,马叙伦主张中国应该建立一个民主统一阵线,团结全国民主的力量来?#34892;?#24320;展与国民党反民主势力的斗争,因为当时中国的问题已经变?#26757;?#24120;简单,“只要消灭了反民主的南京政权?#20445;?#20854;他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针对国民党在台湾的专?#20166;持危?#39532;叙伦认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任务是贯彻反帝、反封建、反官僚?#26102;尽?#35299;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由此可以看出,马叙伦对于国民党的态?#20154;?#28982;有所变化,但是其政治协商和党派合作理念是一以贯之的。

综上,马叙伦的民主思想与其民生意识和党派合作理念是相辅相成的,与其人生经历和丰富的民主?#23548;?#27963;动是直接相关的,与其人生?#21119;?#30340;民主政?#25991;?#26631;和建国理想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此外,他还极具创意地厘清了政协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区别和联系。这可能也是马叙伦思想与人格的独异性所在。毋庸置疑,马叙伦关于民主建设、民主救国、民主建国、协商民主的论述还有很多,他提出的诸多见解对于今天民主现代化的实现依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参照意义。与此同时,由于马叙伦之于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角色和重要性,所以其人民民主思想完全可?#28304;?#34920;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初心,可以令学界重识民进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初心,进而可以启发“今天”的民进和其他民主党派如何才能更?#34892;?#22320;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是观之,马叙伦无疑是20世纪中国民主化进程中一种独异的不可忽视的巨大存在,他的存在意义仍有待我们去继续挖掘。

(本文为民进中央参政党理论研究会2018年课题招标成果之一,作者:民进?#20998;?#24066;委会课题组,组长:陈红旗,成员:马凯凤、雷近芳、冯丽云、许琳琳、刘?#26007;跡?/p>

作者:民进?#20998;?#24066;委会课题组     责任编辑?#20309;?#26690;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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